〔3〕预算审批可分为预算草案审批和预算部分调整审批，本文只探讨预算草案审批。
其次，他们脱离中国学界的实际情况，无视宪政学界的主流倾向与现状（见《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列举了六大宪政思想流派），尤其是无视和歪曲了社会主义宪政学派或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主流观点，主观臆测或谎称在我国受西方影响甚深的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宪政有先入为主甚至是‘约定俗成概念，即认为宪政是与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中立、新闻自由等紧密相连的，并从这一虚构的敌情想象出发，认为一旦我们采用了‘宪政或‘社会主义宪政的语词，把‘宪政当作指导性的基本政治概念，国内自由主义主导的宪政思潮会更加泛滥，社会思想领域会更加混乱，境内外敌对势力就有了对这一新提法做出肆意解读的空间，一步一步地来逼迫我们用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主导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干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 [6]。针对汪亭友抛出的三大谎言（特指说、异端说、颠覆说），我将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力量，分别撰写三篇学术说理文章做出回应，第一篇是《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吗？》，第二篇是《戳穿马克思主义反宪政的谎言》（讲清马克思主义的宪政观、专政观及其相互关系），第三篇是《社会主义宪政是颠覆政权还是巩固政权？》。
中国人民大学汪亭友副教授于7月31日在红色文化网上发表了3万字长文《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他满心以为抓住了我的一大把把柄，竟然把我名字中的炳（本意指光明，寓意追求真理之光，象征着普罗米修斯盗火故事中的火把）字都写成了把柄的柄字。但是，汪亭友若要想找到任何我曾宣扬过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观点的证据，恐怕想PS捏造一下都难以办到。反宪派们一心所要复辟的所谓被虚化掉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不就是斯大林主义和文革式的用鲜血染成的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吗？那么，具体该怎样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呢？作者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广泛锄奸，打倒资改派、宪政派等汉奸国贼。当时计划要写成九篇系列文章，直到把道理讲清讲透。在正式回应汪亭友之前，有必要把一些背景情况先做一个简单梳理和说明。
该文的结论是：无论自由主义宪政派，还是披着假社会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他们根本的目标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公有制主体。更记起1998年，朱镕基总理宣布他是带着棺材来的，为的是要换来国家的长治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⑦在上述《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法律之目的，在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同时，就是追求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
然而，1954年宪法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只过了两年多，就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否定，并遭受批判。当然，1954年宪法的规定，只能说是审判独立，与司法独立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如1946年宪法延续了1923年宪法第102条、1936年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第81条的规定，在第81条更明确地强调：法官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或禁治产之宣告，不得免职。这里，宪法使用了效忠和服从，来表示对民主与法制的尊敬，强调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主要著作：《法律文化史论》、《法学史研究Ⅰ·当代日本法学》、《比较犯罪学》、《西方法学家列传》、《西方民法史》等。这里，所谓宪法观念，就是指人们，尤其是国家的领导人(统治者)，对宪法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看法。
上述宪法观念，经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洛克(J.Locke，1632年～1704年)、孟德斯鸠(L.Montesquieu，1689年～1755年)、卢梭(J.J.Rousseau，1712年～1778年)等人的倡导、阐述和广泛宣传，成为近代各国立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这样，不同种类的所有权之间的差别就开始消除，罗马人在财产上的法律平等才得以实现，从而带来了所有自由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真正实现。【26】但是，在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为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审判独立的原则，被作为右派言论而再次受到批判和否定。【10】在这些宪法性文件中，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发扬民主、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保障抗日人民的各项基本人权、除司法系统和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等的观念和主张。
1979年12月2日，李步云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一文，正式拉开了法治与人治讨论的序幕。但是，在宪法制定前后全党上下重视法律的整体氛围之下，强调法律至上，得到了宪法起草小组(组长为毛泽东)的肯定。【22】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路线，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如何来消解法官的后顾之忧，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都不受干预地独立审理案件，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就需要有一系列的相应的制度保障。
1833年7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1803年～1851年)在广州创办了中国近代内地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进一步较为详细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的法治、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陪审等宪法观念(参见爱汉者等编、黄时鑑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司法独立的原则再也没有人敢提及。
【15】当然，真理的光辉是掩盖不了的，作为人类法律文明的精华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在1952年遭到否定之后，没过两年，重新又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以及法学界的推崇。之后，在20多年时间内，没有人再敢提及这一宪法观念。
【27】温家宝：各方面改革须逐步推进，2012年9月1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所存者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而已，公平等固已成立矣。新中国建立以后，司法独立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观，首先受到了批判和否定。这是作为掌握革命政权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观念的认可和强调。这里的问题是，对于在近代西方形成的各项宪法观念，仅仅简单地划定一个禁区，哪些姓社，可以研究，哪些姓资，不能触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宪法的实施和完善问题。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刚建国时对在和平环境下如何领导一个大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项事业，尤其是法治建设还缺少经验，加上党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党的指导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移植西方宪法观念并将其本土化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遭受过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最终仍然取得了胜利，从而使中国现代的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跟上了世界宪法发展的步伐，为人类的宪法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11】皇帝卡拉卡拉的本名，就是安敦尼努(Antoniniana)。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16】、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1978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步云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重要文章，才明确提出我国公民在法律上平等是必须做到的。
③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④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人权说是近世文明的三大特征之一。并为各资产阶级国家所欣赏和接受。
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但在当时对旧法观点基本上一边倒地持批判、否定态度的氛围下，即使有一些试图阐述对旧法观点不能全部否定的文章，一般在开始时也要对旧法观点进行一番批判和谴责，然后再用但是等转折词来小心冀冀地诉说自己的观点。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而在中国，固有的封建宗法制度给社会带来了四大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减俸。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要走在世界最前沿，必须广泛参考、研究各个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
一直到了1982年宪法，才在第126条再次规定了审判独立的原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5】另外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将我国司法队伍中的旧法人员，共有6000多人全部剔除出去(当时全国共有司法人员27000多人);另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学观、国家观改造我们的司法队伍。
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起草、制定和讨论1954年宪法之际，该项原则被人们热烈讨论，最终为我们党和法学界所接受，并在宪法中扎下了根。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我们党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指示的落实，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的进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当作旧法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而受到批判、遭到否定。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宪法观念 宪法实践 宪法学 比较法在中国，宪法一词出现得很早。
虽然，司法独立的原则，至目前还没有被规定进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之中，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有些场合已经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观念。【24】1928年民国政府制定六法全书时，也继承了沈家本的立法成果，在法律体系中规定了司法独立的观念和制度。【23】至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为了使资产阶级的政权长治久安，开始在理论上提出司法独立的设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西方所有的宪法文明成果移植进来后予以本土化，整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的宪法文明的进步作出我们的贡献。
1954年宪法所明文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没过三年，到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中，就被当作极右观点而又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再次遭到否定。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其三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批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和司法独立等旧法观点。
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阶级，使各人固守其分位。另一方面，即使在法律意义上，司法独立的内涵也要比审判独立丰富得多。
从建党元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届党的领导人，都对宪法的制定和实践给予了高度关注，也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之特色的宪法观念。20世纪初，沈家本(1840年～1913年)在修律变法时，又将法治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移植进入了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之中，同时也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拥护和赞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